时间一晃就进入了冬季，又到了一年做总结、迎接开会的时候，桌子上还剩下一本薄薄的没有装订的卷宗，我的当事人———那位身形单薄的老母亲，还好吗？

    初次见到老人，是我刚调到执行局的第二天下午，同原庭室办好交接手续，同事告诉我老人已等很长时间了，我进办公室的时候，老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看上去很憔悴，我顺便倒了一杯开水，“您找我？”“我儿子那件事，他快不行了，就是我一人照管他，天还没亮，我就从家里走，走了一天才到这里。”老人低着头，显然有点语无伦次。

    不用老人细说，我就知道她说的什么案子，去年年底的时候，院里还组织全体干警捐款，为老人家庭献爱心。说起来也够惨的，前年的时候，老人唯一的儿子、家中生活的唯一支柱在一起交通事故中，双下肢高位截肢，儿媳当场死亡。家中仅剩下年过六旬的老伴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孙女与孙子。老伴受不了打击，在事出两个月后，趁家人不注意，上吊自尽，留下老人独自支撑家庭。肇事车主本是同村村民，30多岁了还是单身，四处借钱买了一辆“黑车”，还没运营到一星期，便发生了事故，最后，法院判决车主各种赔偿达30多万元，而且还面临着1年多的有期徒刑。很快，案子就到了执行局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还是根本就无法解释，只是应付地说了一句：“您知道，我们一直在想办法，也尽了全力，您也要配合和理解我们。”“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只是想来找领导说说。”老人再没说什么，她拿过拐杖用力地支撑起身体，一步一步走了出去。

    老人的话语和艰难的身影，始终萦绕在我脑海。第三天，我便和同事出发，路况虽然不好，但基本上一直通到老人的家门口。村主任异常热情，“你们来得太好了，不到半年，这个家是两死一残，真是太可怜了，你们一定要到她家看看。”我们问起肇事车主，村主任只是一个劲地摇头，走访了村里所有曾经与他有联系的人，都不知道他的去处。原来自从到监狱后，就没有了他的任何音讯，从小便失去双亲，自然是与村里没什么联系。到肇事车主家一看，一栋土木结构的房屋，还不如说是一间，房顶和房屋四周已经长满了青草。房屋最多值300元，连抵交鉴定费都难，我心想。

    离开肇事车主家不几步，便到了老人家，门前的一棵大银杏树和成排的风景树，显出这个农村家庭曾有的和睦有序。进入老人的房中，却是那样的空空荡荡，四壁已被烟雾熏成一片黑色。“您们来了。”老人慌乱地从房中找出一把坏了扶手的木椅和一条长凳。再进入一间房，老人的儿子静静地躺在床上，面容枯黄，两颊深陷。一种腐烂的味道从房间发出。还没说话，老人便哭了起来，“实在可怜，下身长蛆了，只好用盐水洗，两个孩子也被别人领养了。”村主任在一旁解释。我们不忍心再看下去，没说什么，便离开了。

    从老人家回来的第二天一早，我便给领导汇报了情况，希望能建议政府建立司法救助基金，执行局长只苦笑着说“能全额保证我们的办案经费就不错了。”当天，局长和庭长还是决定带我去当地镇政府想想办法。镇政府也确实想尽了办法，低保早已给办了，但镇领导还是又想办法，凑了1000元。

    将钱给老人送去后，再也没见到过老人，我一边办着案子，一边继续打听肇事车主的下落，我想只要找到他，总会有点希望的。

    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10月，还是没有肇事车主的音讯。一天晚上，局长打电话，吩咐我晚上写一份报告，说省高院领导在我们法院调研时，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执行工作，决定从省院执行救助基金中拨出专款解决一两件因执行不能的案件。

    不到半月，省院就将钱拨付到位，我们大家心中确实很高兴，精心准备了一番，我还向办公室借来了照相机，想这是一件好事，可以在媒体上报道一下。

    秋季的农村到处是一片繁忙，金黄的田野和田野中劳作的人们，让人心胸突然开阔。我想，老人家的银杏树也应该结满了银杏果吧，老人也不会那么憔悴了吧。甚至似乎看见，老人用我们的救助款，为儿子购来轮椅，正推着儿子在金黄的银杏下散步，片片飘落的银杏叶时而轻拂着老人的脸。

    老人的家显得不再遥远，感觉转眼就到了，老人见到我们并没什么反映，呆滞地听完局长宣布省高院决定进行执行救助的事后，独自说：“我儿子死了，邻里帮忙把他埋在对面的山上，我好天天看看。”

   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始终没有打开相机，老人还会幸福吗，回来的车上，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