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中，人们常把走进法院对簿公堂称为“打官司”。由专门的机构和官员（“官”）负责审理案件（司），其中的意思大家很容易理解。可是，这“官司”为什么要“打”呢？

  　个中原因，众说纷纭。其中最有趣也最有说服力的解释，见于清代文人程世爵所撰《笑林广记》第一卷“听讼异同”的记载。文中说道：官吏老爷听讼，“无是非，无曲直，曰：‘打而已矣。’无天理，无人情，曰：‘痛打而已矣。’所以老百姓不说‘审官司’，而说‘打官司’。”

  　我国千百年来的封建司法制度，一向就以刑民不分、严刑峻罚而著称。在刑事审判中更是实行有罪推定原则，从而导致“凡是被告即为罪犯”的审案逻辑。审案官员在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逻辑引导下，在一无证据、二无程序的情况下，主观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，进而以主观推定犯罪之果，倒求犯罪嫌疑人为什么犯罪、怎么样犯罪之因。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，“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拉不回”，被告身份一旦确定并被逮捕，衙门官员所关注的就不再是罪与非罪的问题，而是此罪与彼罪的问题，以及如何证实被告被控之罪的问题。这样一来，“严刑拷打”就成为法官审案定罪的必然选择，“刑讯逼供”以逼取口供也就成为传统司法制度中的常态。许多无辜人士因此被屈打成招，造成冤案。

  　从历史上看，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刑讯在中国出现得相当早。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刑讯逼供制度出现在西周，到了秦汉时期，刑讯开始制度化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也遭到严刑拷打。《史记》载：赵高诬陷李斯谋反，将李斯关进监狱，并“榜掠千余”，使他“不胜痛，自诬服”。汉承秦制，其中也包括刑讯逼供。大将军周勃被诬谋反下狱，后虽被平反释放，但却受到狱卒们的百般刁难和拷打。他说：“吾曾将百万兵，而今始知狱吏之贵也”。到了唐朝武则天时期，她重用的周兴、来俊臣等酷吏，更是想出各种酷刑手段制造冤狱。明代法外用刑更为惨烈，直至清朝，非法刑讯依然盛行不已。清代有一些州县长官曾得意地谈到夹棍的“威力”，正所谓：“三木之下，动关人命，堂上一声催刑，众役奋力，受之者魂飞魄散，气敝血壅；乃拍案大怒，命取夹棍吓之，两班爪牙疾呼跃出，提摔而下则惊愧大怖，宁有不输服者乎？夹棍之得力处，全在将收不收之时，此时所招多是真招。”

  　古代法官问案时刑讯逼供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古代证据获取技术落后，这就决定了在法官定罪量刑时口供的作用非常大，即口供成为证据之王。而作为犯罪嫌疑人，一般是不愿意自己主动认罪的，由此拷打就成了获取口供最重要的手段了。第二，在有罪推定原则的指导下，被带到公堂前或者在押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名副其实的“罪犯”，而对待罪犯，“法官大老爷”们的工作就只有一个：逼其认罪伏法。第三，在当时的司法行政体制下，朝廷对省州府县官员的考察，除了上司的评语之外，全是依靠各级官员自己上报的材料。而在上报的材料中，审结的案件越多，罪犯越是认罪伏法，这样的官员就越能显出政绩来，也更容易得到升迁。第四，严刑峻罚实际上强化了老百姓“惧讼”的心态，原本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就很不愿意把纠纷诉诸法律程序解决，官吏们也一万个不愿意老百姓天天来“缠讼”，于是乎刑讯逼供反倒成为维护社会稳定、保障封建统治的基本措施。

  　鲁迅先生曾愤怒地指出：“自有历史以来，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戳、奴隶、敲掠、刑辱、压迫下来的，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，也都身受过，每一考查，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。”中国的历史满是刑戳的血痕。究其原因，对个体生命的轻贱，统治者、执法者的淫威是酷刑泛滥的血腥温床。每一个典雅华丽的刑名都混合着国家执法者与施刑者的残酷暴力，萦绕着叛逆者的血泪痛号，从而汇聚成了一种话语的奇诡快感。它于血腥之实与诗意之名的巨大反差中流动融通，仿佛来自幽暗地狱的悲惨之光。